16|奥威尔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?
本篇核心问题:一个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,为什么写出了这样一部黑暗的小说?
开篇: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
一九四九年六月,《一九八四》出版刚过一周,奥威尔就收到了一个麻烦的问题。
问的人是美国联合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位官员弗朗西斯·亨森。他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工会会员,却发现美国一部分保守派报刊正在热烈夸奖它,说它是对英国工党政府的当头一棒。他担心自己推荐的是一本反社会主义的书,于是写信向奥威尔求证。
这个误会的荒唐之处在于:写这本书的人,一辈子都自称社会主义者。他生在殖民地官僚家庭,上过伊顿公学,在缅甸当过帝国警察,后来却一头扎进贫民窟和矿区,最后站到了西班牙的战壕里。这样一个人,写出一本被人拿去攻击社会主义的小说,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立场弄丢了?
这一篇想回答的,就是这个问题:一个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,为什么写出这样一部黑暗的小说?
一、从故事开始
先把这个人的路线走一遍。这一节不讲小说,讲写小说的人。
他本名埃里克·阿瑟·布莱尔,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生于英属印度的莫蒂哈里,后来用「乔治·奥威尔」做笔名。他进了伊顿公学,一九二一年底离校,没有上大学,而是去考了帝国警察。一九二二年十月启程前往缅甸,在那里当了将近五年警察,一九二八年三月辞职。这段经历后来变成了小说《缅甸岁月》和随笔《绞刑》《射象》。一个替帝国执法的人,亲眼看见帝国怎样对待被统治的人,这是他对「权力如何变形」的第一手观察。
辞职之后,他去了巴黎和伦敦,在底层打零工、洗盘子,睡收容所。一九三三年出版的《巴黎伦敦落魄记》就是这段日子的记录,这是他用奥威尔这个名字出版的第一本书。
真正的转折在西班牙。一九三六年底他去了巴塞罗那,加入马统工党(POUM)的民兵,上了阿拉贡前线。一九三七年五月,他在前线被一颗狙击手的子弹打中喉咙,差一点丢了命,据传记资料,子弹险险避开了主动脉。他回到巴塞罗那养伤的时候,城里的政治气候已经变了:马统工党被指为「托派」和「法西斯的内应」,遭到取缔,他和妻子艾琳成了被追捕的对象,最后设法坐火车逃出西班牙。他后来在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》里写下了这一段。
之后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,他在英国广播公司(BBC)东方部工作,面向印度做文化节目,也近距离看到了战时宣传是怎么运转的。一九四五年八月,《动物农庄》出版,这是他第一本真正的畅销书。同年三月,妻子艾琳在一次手术中因麻醉反应去世,那时他正在欧洲大陆做战地记者。之后他搬到苏格兰的朱拉岛,在偏僻的农舍里写完了《一九八四》。他一直有肺结核,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去世,距离这本书出版不到八个月。
timeline
title 奥威尔:从帝国警察到最后一本书
1903 : 生于印度莫蒂哈里
1922-1927 : 在缅甸任帝国警察
1933 : 出版《巴黎伦敦落魄记》
1936-1937 : 西班牙内战,喉部中弹,被迫逃离
1941-1943 : 在BBC东方部工作
1945 : 艾琳去世,《动物农庄》出版
1949 : 《一九八四》出版
1950 : 一月去世
二、真正的问题是什么?
把人生放一边,这里藏着一个很普通的问题:
很多人的直觉是:不应该。你是社会主义者,就应该为社会主义说话;写反面的东西,等于给对手递刀子。这也是一九四九年那些保守派报刊的算盘:他们想把一本警告书改装成一本攻击书。
可奥威尔的思路正好相反。在他看来,一个信念要是没有被最坏的可能检验过,就不算经得起检验。他在意的从来不是「哪个阵营的理论更漂亮」,而是「不管挂着什么招牌,权力一旦不受约束会变成什么」。
三、人物为什么会这样选择?
这一篇的「人物」是奥威尔自己。用同一条链条来看他:
他想要什么?他想要一个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,同时又不想要谎言和恐惧。为什么想要?因为他在缅甸见过殖民压迫,在底层见过贫穷,在西班牙见过理想怎样被内部的清洗吞掉。他害怕什么?他害怕的不只是对手,而是自己这一边也能做出同样的事。他受到什么限制?一九三七年回到英国之后,他发现自己对西班牙的看法在左翼圈子里并不讨好,这是传记里反复提到的处境。他最后的选择是什么?照自己看到的写下去。
西班牙的经验大概是最关键的一步。他自己在一九四六年的随笔《我为什么写作》里说得很直白:一九三六至三七年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「扭转了局面」,此后他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。接着是那句常被引用的话,大意是:自一九三六年以来,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作品,直接或间接,都是反对极权主义、拥护民主社会主义,就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言。
注意最后那半句。它不是装饰,而是整个立场的钥匙:他拥护的是「他所理解的」民主社会主义,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挂着这个名字、握着权力的政党。
四、作者真正想讨论什么?
这里需要把几个层次分开。
作者明确说过的: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前后,奥威尔回复了亨森的信。据传记和研究文献的转引,他在信里说:这本书不是对社会主义或英国工党的攻击,而是对中央集权经济可能出现的扭曲的一种揭示,这些扭曲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里已经部分地实现了。他还说,他并不认为他所描绘的那种社会必然会到来,但他相信,某种与之相似的东西可能会到来。此外,出版社还发出过一份据说来自他口述的声明,结尾是那句广为流传的话:不要让它发生,这取决于你。这句话的来历有些复杂:有资料说它出自出版人沃伯格发布的新闻稿,而不是奥威尔亲口说出的遗言,坊间所谓「临终警告」的说法,更多来自后来的影视和转述。所以这里更稳妥的说法是:它是当时随书流传的声明里的话,其意思与他在信里的立场一致,即这是一本关于「可能」的书,而不是关于「必然」的书。
文本事实:小说里统治大洋国的主义叫「英社」,也就是「英国社会主义」的缩写。这一点常被拿来当作「攻击社会主义」的证据。
主流解释:研究者通常把「英社」看成对一种过程的描写:一个以平等为名的运动,在夺得权力之后,把名字留着,把内容掏空。小说里被攻击的不是平等的理想,而是借理想之名行事的权力垄断。
另一种可能的读法:也有读者认为,奥威尔对左翼的批评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,是西班牙的痛苦经验让他把某些现象推到了极端。这个读法并不否认他的立场,而是提醒我们:一本警告书的力度,来自作者的亲身伤口,也可能因此带着某种偏重。一种可能的读法是: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,正因为他是自己人,批评才有这样的分量。
至于另一些流传很广的说法,需要放在「常见的说法」里看:比如小说里的「真理部」以战时英国新闻部(设在伦敦大学评议大厦)为原型,据说奥威尔的妻子艾琳战时就在新闻部工作;又如「友爱部的 101 号房间」得名于 BBC 广播大楼里一间会议室。这些说法在传记和 BBC 的介绍里都能见到,但我没有找到奥威尔本人对此的明确说明,因此只能当作「常见的说法」,不宜当成定论。
flowchart TD
A["理想:反对压迫的社会主义"] --> B["亲历:缅甸、底层、西班牙"]
B --> C["发现:权力的变形
不分阵营"]
C --> D["写作:把最坏的可能
推到眼前"]
D --> E["读者的误读:
被拿来攻击某一方"]
D --> F["作者的澄清:
这是警告,不是攻击"]
五、把这个问题放回时代
一九四九年的世界,处在一个很难说真话的节点。一边是刚刚打赢纳粹的西方,另一边是苏联和它的盟友,冷战的格局正在成形。在这种时刻,一本批评极权的书几乎注定会被拉进阵营之争。
奥威尔的难处是:他两头都不讨好。右边的人想征用他,左边的一些人怀疑他。他自己曾在一九四〇年代多次公开批评过对苏联的盲目崇拜,也在文章里为社会主义辩护。这一切在今天读来有一种很清晰的连贯性,但在当时,一个站在中间、两边都批评的人,往往同时被两边误读。
所以我们才需要把他那封信和那些声明读成他对读者的「提前纠偏」:他知道这本书会被借走,他想在被借走之前,先说明它原本是干什么的。
六、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?
要理解这本书为什么这样写,可以看奥威尔自己对写作的主张。
他在《我为什么写作》里列了四种写作动机,其中一种是政治目的,也就是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。他说得很坦白:他最想做的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。同一篇文章里,他还说,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。这里只取一点:他想让读者看见窗外的东西,而不是看见窗玻璃。
放到《一九八四》上,这意味着一种克制:他没有写慷慨激昂的控诉,也没有把反派写成一眼可辨的魔鬼,而是用日常的、可触摸的细节,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。警告能不能起作用,取决于读者是不是「自己看出来的」。这种写法的政治意义在于:它不教你站队,只让你看清机制。
七、如果放到今天
今天,「奥威尔式」几乎成了一个万能标签。不同立场的人都会说对方的做法「很奥威尔」,也会说自己是在抵抗「奥威尔式」的世界。看到这种场景,倒不妨回到那封一九四九年的信:同一本书,在不同人手里,被拿来攻击不同的对象。
这个现象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检验:当你想引用奥威尔时,先问问自己,你引用的是他的立场,还是你的立场。他最在意的,是把警告用在每一个有权力的地方,包括你支持的那一边。
八、小结
这一篇想说清的是:《一九八四》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背叛了自己的立场,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自己所珍视的东西提出的最严厉的检验。他一九三六年之后的写作,据他自己所说,都是反对极权、拥护他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;而一九四九年的那封信,把这本书的位置说得很清楚:它是对一种可能性的警告。
读这本书,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判断,但不该把警告读成攻击。因为一个作者写下最坏的结局,往往不是因为他放弃了希望,而是因为他还没有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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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了奥威尔为什么写,下一个问题是他怎么写:为什么用这样一个贴着主人公的视角,为什么要在小说中间塞进一本「书中书」,又为什么在结尾加上一篇看上去与故事无关的附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