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|今天读《动物农庄》,我们该警惕什么?
本篇核心问题:它只是一本关于苏联的书吗?
开篇: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
设想一个很普通的场景。一个二十来人的兴趣社团,因为前任负责人长期不管事、经费说不清,大家投票把他换了下来。新的负责人是个热心人,办事利索,大家都很满意。三个月后,社团的账目由他一个人保管,「省得大家麻烦」;半年后,群规改了几条,「为了让讨论更有效率」;一年后,有人问起当初换人的原因,群里已经没人说得清,只记得「以前很乱」。
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坏人,也没有一个瞬间可以指出「就是从这里变质的」。
《动物农庄》写的是一个国家的故事,但读它的人,总是会想起自己待过的某个小圈子。这一篇要问的就是:这种熟悉感可靠吗?这本书是只在讲苏联,还是在讲一种更普遍的东西?如果是后者,我们该警惕的究竟是什么,又不该怎么读。
一、从故事开始
先回到书的整体走向,不涉及任何具体场面。
一群被使用、被榨取的牲口,在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和一个共同的未来面前联合起来,推翻了旧主人。起初,一切都按承诺的样子运转:大家一起干活,一起讨论,墙上写着所有人都认同的原则。随后,一部分最会说话、最会组织的成员开始承担「领导」的责任;责任慢慢变成了解释权;解释权慢慢变成了决定权;到最后,原则还在墙上,但谁来解释它,已经不再由大家决定。
这个走向,读者在读到一半时就已经看得出来。真正让人不安的,不是结局,而是它的每一步都有一个听上去合理的理由。
二、真正的问题是什么?
「它只是一本关于苏联的书吗」,其实包含两个问题,需要分开回答。
第一个问题:这本书的历史对应是什么? 这是有据可查的。写作时间、作者的立场、书中人物与事件的对应关系,是文学研究里的常见读法。奥威尔自己也在《我为什么写作》里说过,一九三六年以后,他认真写下的每一行字,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、支持他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。这就是说,他写这本书时的立场很明确:他反对的是一种统治方式,而不是平等的理想本身。
第二个问题:这本书能不能被拿去读别的东西? 这是读者的权利,也是读者的责任。书的结构里没有任何一处只能属于苏联:一群人,一个理想,一个负责「组织」的小团体,一套越来越长的解释。这个结构可以套在许多地方,但要小心:能套,不等于一定对。每一次把它套在现实中的某件事上,都需要先问一句:这件事里,真的有那几个环节吗?
所以,较稳妥的回答是:这本书讽刺的是一段具体的历史,它提炼出来的那个结构,则可以拿来当作检查表,但不能直接当作判决书。
三、人物为什么会这样选择?
把「为了大家」之名取得权力的组织,所遇到的诱惑归成四类,会比较清楚。这四类,书里都有对应,但这里只讲一般的形态。
mindmap
root["以「为了大家」取得权力"]
特权的第一次越界
"这是工作需要"
"我们更辛苦"
替换语言
"换一个说法就不算违规"
"旧词变成禁忌或变成空话"
重写历史
"以前其实不是那样"
"没有人记得清楚"
取消反对者的渠道
"反对就是帮敌人"
"申诉没有地方可去"
一、特权的第一次越界。 它几乎从不以「特权」的名义出现,而是以「工作需要」出现:负责协调的人需要多一点信息,负责管钱的人需要多一点权限,付出更多的人需要多一点补偿。每一条单独看都说得通。真正的警讯不是某一条,而是谁来判断这些理由是否成立,以及这个人是否同时也是受益者。
二、替换语言。 原则本身一般不会被公开废除,被改的是对原则的解释,或者词的含义。「公开」变成「向相关人员公开」,「讨论」变成「收集意见」,「平等」变成「各有分工」。词还在,但词能约束的范围已经缩小。
三、重写历史。 当一个组织说「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」,而你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,那就是这种诱惑起作用的时候。最有效的做法不是销毁记录,而是让大家觉得,记得清楚的人,反而才是记错的人。
四、取消反对者的渠道。 这是最难察觉的一步,因为它很少表现为「禁止批评」。更常见的表现是:批评可以提,但没有人负责回复;申诉可以递,但递给的正是被申诉的人;反对意见被归类为「不够顾全大局」,而不是被当作信息。
这四种诱惑的共同点是:它们都以一个看上去为了大家的理由发生,而每一次,被削弱的恰恰是大家用来检查这个理由的工具。
四、作者真正想讨论什么?
这里需要把不同来源的说法分开。
作者明确说过的。 前面引过:奥威尔反对的是极权主义,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。这意味着,把这本书读成「平等理想天生有毒」,是和作者自己的说法相违背的。
文本事实。 书中的动物并不是一开始就被骗的。它们的起点,是真实的苦,真实的解释,真实的联合。书写的不是一个骗局,而是一条斜坡:每走一步,都有人认为这一步还在原来的路上。
常见的读法。 最常见的读法是:革命容易被它自己产生的权力阶层吞没。理由是全书的结尾回到了出发的位置。
也有读者认为…… 这个读法有局限。有读者指出,这本书里的大多数动物被写得过于被动和健忘,似乎普通人天生不会反抗、不会记事、不会联合。如果把这当作对「群众」的判断,就等于说集体行动注定失败;而作为一个寓言,这样设计恰恰是为了把问题推到极致,现实里的人不会这么单薄。
一种可能的读法。 一种可能的读法是:这本书写的是一个条件的组合,而不是一条规律。文字记录掌握在少数人手里,没有独立于统治者之外的机构,没有一个可以安全表达异议的场所,能读懂的少数选择沉默。这是我对文本的归纳;这些条件缺一个,故事是否会不一样,书没有回答,只能说是一种推测。也就是说,书里的失败不是「必然」,而是「在这些条件下很容易发生」。这样读,这本书就不是悲观的判决,而是一份如何避免的反面清单。
五、把这个问题放回时代
回到一九四〇年代的英国。奥威尔写作时,不少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抱有同情,也有人认为批评它就是帮了法西斯。书出版之前遇到的阻力,部分也来自这种气氛。在那样的环境里,他要提醒的,其实是自己人:一个理想正确,不等于实行它的组织不需要被监督。
这个提醒的对象,并不只是某一个阵营。所有以「正确」为凭据取得权力的人,都容易把「我是对的」顺手变成「所以我不需要被检查」。奥威尔的立场之所以今天还能被读,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毛病只留给对手。
六、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?
从写法看,这本书为什么适合当作检查表,有三个原因。
第一,人物是功能,不是人格。拿破仑不是一个复杂的人,他是「一个拿走解释权的位置」;拳击手不是一个具体的工人,他是「一个相信努力就会被公平对待的位置」。位置是可以被换上不同的人的。
第二,每一步都小。奥威尔没有写任何一次大的背叛,而是写了很多次小的调整。这使得读者很难在书里找到「该在哪里反对」的那一刻,这恰恰也是现实中最难的地方。
第三,书里一直有看得清楚的人。这使得读者无法把问题推给「它们看不见」。看见了,之后呢?这是写法留给读者的问题。
七、如果放到今天
下面几个场景,都是可以自己去核对的日常情况,不下断言,只提供一种观察的角度。
公司。 一个创业公司,早期决策靠全员讨论。公司变大后,开始出现只在少数人之间流转的文档。可以问:新的规则,是否先对管理者适用?绩效指标变了,是否有人记录过变更前的版本?员工提意见,渠道是否独立于被提意见的人?
社团与校园组织。 经费的使用是否有人在被使用者之外检查?换届的规则是否在最初写下的版本里就存在,还是在某次「完善章程」之后才有?一份被修订过的章程,能否查到修订前的文字?
网络社区。 管理规则是否公开、有历史版本?被删帖、被禁言的人,能否向管理者以外的人申诉?「维护社区氛围」这类措辞,是否有可核对的具体标准?
家庭群、业主群。 群主一个人决定谁能发言,在小范围里往往没有问题,因为大家彼此信任。可以留意的是,这种信任是否在没有被检验的情况下,被扩大到了更大的事务上,比如公共款项。
这些例子里,大多数人其实不是坏人,大多数规则也有合理的初衷。书教给我们的,不是怀疑一切,而是在信任之外,保留检查的路径。
八、小结
这本书是否只关于苏联?不是,但要小心:它提炼出的结构可以当作检查表,不能当作判决书。
读它最容易走偏的有两种。第一种是「革命必然堕落」:这等于把一个有条件的故事读成了一条定律,也等于否认了作者自己对平等理想的立场。第二种是「只有他们才这样」:把书读成别人的故事,自己不在场,这样读,书就失去了作用。
比这两种读法更有用的,是带几个问题回到现实:
- 一个组织里,谁有权解释规则?这个人是否同时也是规则的受益者?
- 规则被修改时,修改前的版本能被查到吗?谁能查?
- 一个反对意见,要经过谁才能被听到?那个人和被反对的事有利益关系吗?
- 当我自己觉得「好像不太对」时,我是在等别人先开口,还是有一个我真的可以去的地方?
- 如果有一天,我是那个被授权的人,我愿意给自己设置哪些限制?
最后一个问题,是整本书里最难回答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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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农场已经从头走到了尾。最后,把所有线索收在一起:回头看,这本书究竟在讨论什么?一个梦想,是怎样一步步变成了一张桌子。